探寻衰落之谜:用20年攀上学术顶峰 如今被全世界遗忘

阿玛尼山研究站曾经是东非数一数二的著名实验室,如今却不复昔日的辉煌。研究人员早已相继出走,只有记者和人类学家来到这里,试图揭开阿玛尼衰落的原因。

科学的发展并非不可阻挡的必然进程,如果遭遇社会动荡,或者缺乏足够的经费,阿玛尼的故事还将一再上演。

探寻衰落之谜


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纸张和灰尘的矿嗅味。空气温暖静滞,阳光从高耸的窗棂倾泻而下,照亮了一墙之高的落地书架,上千本书整齐地摆放于此。我的目光扫过一个个分类,从农学到医用数学,一块高悬的标识上写着:“知识与静默的王国”。


一切都处在沉寂之中,秩序井然的表象之下,弥漫着一种阴森的压抑感。从书架上随意取下了一本厚重的精装书,原本湛蓝的书脊已褪成了病态的灰绿色,脆裂的封面布满了蛀虫啃食的孔洞。翻开书,一只干瘪空洞、肢体缠结的死蜘蛛落到了我的脚面,扉页上“当代化学论文 1956”几个字跃入眼帘。

回到书页上那个“当代”,图书馆的光景自是不同今日。阿玛尼山研究站(Amani Hill Research Station,“amani”为斯瓦西里语中“和平”的意思)曾驻扎近百名员工,收藏为数众多的自然著作和学术期刊,是非洲闻名遐迩的科研圣地,更是世界级的学术中心。


好景不长。自上世纪 90 年代,年轻有为的研究者们要么离开这片大陆远赴海外,要么出卖自己的才能给国内由西方学者执掌的实验室。


为了探寻阿玛尼和其他同类机构的衰落之谜,奥斯陆大学(University of Oslo)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保罗·文策尔·盖斯勒(Paul Wenzel Geissler)组建了一支由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视觉艺术家和地理学家构成的团队,访问了非洲境内五座关键的研究所,它们曾帮助人类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。盖斯勒相信,这恰恰代表了“故去的未来”——每个人都满怀希望、竭尽全力想要实现的未来。

阿玛尼研究站的故事始自 1949 年,英政府在高海拔的阿玛尼建立了一个研究站,用以研究疟疾。远大的理想让科研站的生活忙碌而充实,阿玛尼的邮局邮件源源不断;每周二,汽车都会载来选购好的商品和电影之夜的胶片。为了满足科研人员的娱乐需求,这里还建有篮球场、网球场、足球场和保龄球场。


殖民地独立后,首位非裔实验员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了研究论文。种族界线慢慢消融,一些非裔技术人员远赴欧洲获取研究生学位,学成后回到阿玛尼。到 1971 年,阿玛尼研究站任命了首位非裔主任,菲利普·韦格萨(Philip Wegesa)。他的科研生涯受益于东非共同体(East African Community,以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建立的一个多政府联合政体,最初由肯尼亚、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)。阿玛尼的研究人员能从三个国家的机构处获益。非裔的科学家们终于也能享受惬意的生活,实验室的研究计划也终于掌握在他们手里了。


然而,1977 年,政局动荡导致东非共同体分崩离析,研究站的乌干达和肯尼亚籍员工只能被迫离职,韦格萨也未能幸免。


在坦桑尼亚政府新领导人的管理下,资金甚紧的阿玛尼研究站继续运转,最后一名英国科学家离职时,资助研究站的国外基金也大幅缩减。1979 年,坦桑尼亚与乌干达交战长达一年之久,经济拮据,本国的医学研究项目,包括阿玛尼在内,从此主要通过海外合作项目资助。

2006 年,阿玛尼研究中心的总部迁到了穆海扎(Muheza)的低地城镇。曾让阿玛尼这个名字闻名一时的山区研究站,只留下了一小批技术人员,他们心中仍盼望着其他同事的回归。“他们承诺会回来继续之前的研究。” 留在阿玛尼的一名前实验员埃丝特·基卡(Esther Kika)说,“但现在,我不敢确定他们还会不会回来。”


陷入静止的研究站


盖斯勒踏进阿玛尼研究站时,老技术员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:他来这儿是做什么“研究”的。我在去年来到这座残破的研究站时,同样的人又热切地询问能帮我做些什么。实验室助理兼动物实验员马丁·金维利(Martin Kimweri),从 1980 年开始就在阿玛尼工作。嘴角上挂着轻松明快的微笑,56 岁的他是这里还工作着的最“年轻”的技工。


金维利现在只能通过打扫卫生来维护这里,包括修剪灌木、照料一群实验小白鼠。“没什么别的选择,我想让自己保持忙碌。”他说,“每当回想到那个真实存在过的阿玛尼,我那时总是非常非常忙碌。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,真是晴天霹雳。”


如今,他最喜欢做的就是照看小鼠。金维利带我穿过密密的草丛,到了一间生锈的锡屋棚下,一排排的鼠笼里饲养着 100 多只小白鼠。这里曾饲养过兔、羊、豚鼠和猴子等实验动物,现在只剩下小鼠了。他轻轻地从笼子里提起一只小鼠,放到夹克上,笑道:“我照顾着它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保证过,科学家们还会回来继续搞研究。”


曾经阿玛尼的篮网球明星基卡已经开始怀疑那些承诺。她把我带到了一间空荡荡的实验室,为了找寻疟疾和河盲症的踪迹,她曾在这检查过尿液、粪便和皮肤样本,那时候这里还充满人气。 “我感觉非常难过。”她说,“因为知道再也回不去了。”去年夏天退休之前,基卡用最后一年的时间清理了研究站内的蜘蛛网,其他时间她总是伫立在窗前,双眼望向远方。

实验员约翰·刚格(John Mganga)也许是最不能接受科学家们离开的那个。刚格以捉螃蟹的身手出名(传播河盲症的黑蝇会在甲壳动物体内完成它们的幼虫阶段),他向我展示了一整个架子的螃蟹标本,标本瓶里只剩一半的福尔马林泡着大小各异的螃蟹。他笑说道,“我捉这些螃蟹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。”


阿玛尼的现在将是谁的未来?


很多人以为科学的进展是笔直向前的,然而,“科技史学家不会将科学发展看成是一个不可动摇、无法解释、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过程。” 福特汉姆大学(Fordham University)的历史学教授阿西夫·西迪奇(Asif Siddiqi)说,“相反,纵观科学知识和变革的成果,你就能感觉到其发展过程中的波动。”


换句话说,阿玛尼的故事,并非看起来那样与众不同。


西迪奇说,科学发展的跌宕起伏和政府对科学的支持与资助力度紧密相关。二战后,线性创新模型(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)在美国、欧洲、苏联及包括非洲在内的诸多地方流行起来。其核心观点认为:增加上游基础研究的投入将直接增加下游创新的产出。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,政府投注了巨额的资金,帮助创造了阿帕网(Arpanet)——这一因特网的前身和其他众多创新事物。


美国政府已不再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,而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课题,正变成彻头彻尾的禁忌研究。

私营部门开始在科学发展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,硅谷便是现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典范。这也意味着受利益驱动的企业将决定研究的类型。西迪奇说,硅谷就鲜少关注解决社会性问题,比如不平等和气候变化,而更加关注短期收益高及娱乐性强的成果。就像阿玛尼一样,研究计划要顺着基金走。


无论在哪,基金资金变动过于剧烈,阿玛尼的问题就会再次出现。希腊也许是近期最有说服力的例子:由于经济衰退,希腊的研究机构预算被缩减超过 30%,科学家的工资下降 20%,导致 15 万名学者出走国外,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。


西迪奇说,除了研究资金、政策稳定之外,还有对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需求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巴基斯坦从未能成功让科研项目顺利进行,叙利亚的科研项目也在内战发生后支离破碎。这些威胁具有普遍性。盖斯勒说:“如果我们任由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被忽视和贬低,那阿玛尼的现在就可能是我们的未来。”


曼格索说,“坦桑尼亚的科学正在发展,我们已经进入了可以自己设计研究计划的阶段。” 他继续说道,获得这种独立是有挑战性的:“有时候我们能拥有这种自主权,但我们更应该想办法怎样才能牢牢抓住它。”

盖斯勒补充道,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这都是一项挑战。


阿玛尼山研究站仍有机会实现那个跨越百年的理想。2016 年底,坦桑尼亚的卫生部长造访了这座研究中心,宣称她会支持它的恢复重建。恢复后的研究站用途如何依然是个未知数:可能作为大学的校区、国际训练中心或是论坛承办地,如果这些都不成,它也许会成为一座博物馆。


“很多人都和我一样,相信阿玛尼会有再度复兴的那一天。”曼格索说,“虽然我们现在是处在低谷,但我们正试图改变这一切,努力再次振兴我们的科研事业。”


文章来源:科学探索


2022-09-17 05:01:46